尽管欧美国家双反调查对光伏产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一损失而放弃国际市场业务。
虽然全球价格在下滑，2015年第四季度仍有20GW光伏逆变器将出货，收益同比增长4%至69亿美元。超过58%的光伏逆变器购买者指出，中国逆变器提供了可信赖的质量水平，而在2013年只有30%的购买者表示认可。
中国、美国与其他主要增长市场加剧了价格的下降趋势。领先的西方供应商提供了满足最新电网标准的逆变器，和高质量的售后服务。Gilligan说，虽然中国逆变器认可度在不断提高，但就质量而言，中国企业必须继续为新兴市场消费者提供具有竞争力的价格，才能战胜质量领先的西方供应商。低成本的中国供应商认可度提高，给光伏产业带来了价格压力。全球统计机构IHS最新报告称，2015年前9个月光伏逆变器出货量同比增长了35%，但同时价格下降了26%至每瓦特0.12美元。
然而，即使中国逆变器越来越被认可，德国SMA太阳能科技公司仍然是蝉联四年的国际顶级品牌。IHS太阳能产业链高级分析师Cormac Gilligan说，例如美国低价的大型中央逆变器未来15个月在总出货量上占的份额将越来越大。在实证分析中，本文利用生产函数法测度了光伏产业及其三个环节的产能利用率，量化测算了政府补贴、土地价格扭曲程度和金融支持水平及其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程度。
2、政府补贴与产能过剩补贴是政府干预企业最直接的方式，对刚起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补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就成了各级地方政府的宠儿，各地政府打着低碳排放、绿色发展的旗号大力推动风电、光伏发电等项目建设，采取各种干预手段盲目保护和推进光伏企业的经营和发展。政府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决定产业的调整方向。本文将从微观视角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提出政府不当干预论，从政府补贴、土地价格扭曲和金融支持水平三个维度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并围绕以上三个维度构建相关指标以测度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从供给角度实证分析政府干预对光伏产业及其产业链各环节产能过剩的影响程度。
国内学者对于产能过剩形成机理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市场失灵论和体制扭曲论。近几年来，中国大力倡导发展环境友好型的低碳社会，相比于以前的考核机制，地方政府又面临了节能减排的压力。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论断2：工业用地价格的负向扭曲加剧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过度干预，扭曲了中央政府的政策意图，加剧了中央政府干预失效。适度干预指的是，政府在干预经济时，遵循成本一收益规则，通过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采取符合有效市场假说的政府行动，弥补市场失灵，扶持弱势产业发展，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保护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调节作用。然而，在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谋下，进人门槛较低、技术水平相对落后、见效较快的上游环节和中游环节获得政府补贴反而更多。
本文在市场失灵论和体制扭曲论的基础上提出政府不当干预论，以解释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的原因，并以光伏产业为例，将光伏产业划分为上、中、下游三个环节，从政府行为、产业内部环节和供给视角分析了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形成机制。于是，各级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自身短期经济利益，纷纷出台不同版本的超常规优惠政策，甚至与本地企业一起合谋套取中央政府的优惠政策，不顾本地实际情况，争上新兴产业项目，盲目扩大产能，造成了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产业趋同以及产能过剩现象。依托骨干企业，围绕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系统集成和成果中试转化，支持建设若干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工程化平台，发展一批企业主导、产学研用紧密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支持联盟成员构建专利池、制定技术标准等，努力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化解当前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应转变传统扶持政策，避免政府不当干预行为，进一步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提高关键技术研发和制造能力，形成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动力机制，避免陷入新兴产业链上的低端锁定。
然而，对于符合中央政策意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而言，审批环节相对宽松，用地价格十分优惠，价格扭曲程度较高。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市场、技术、信息的不成熟使得产业内部资源配置不合理，更易受政策导向和政府干预的影响。
健全各类法律制度，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规范市场秩序，以法律手段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由于市场不完备性、公共品供给、信息不对称、外部性溢出等因素存在，市场经济总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
地方政府之间应加强区域合作，合理规划区域产业发展，优化区域间产业结构，突出地方特色，避免因地方政府间的恶性竞争加剧企业产能过剩。一、问题提出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和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中国先后推出了一揽子刺激计划和产业政策，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从地方政府干预的能力视角看：①随着分税制改革和财政分权的推进，地方政府的财力逐渐增大，有能力对政府相中的新兴产业项目进行配套补贴或实行税收减免;②由于转型时期中国土地所有权较为模糊，地方政府拥有对土地的垄断权力，具备为企业提供低价土地的能力;③资本市场和金融体系的软预算约束，使地方政府能够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④由于环境产权不明晰与环保制度上的缺陷，也使得默许或纵容企业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成为许多地方政府干预企业投资的手段。因而，相对而言，土地价格扭曲对光伏产业的上游和中游#节的影响较大。预算软约束表现在，国有企业在面临亏损或破产时，国家会给予相应的财政投资、税收减免等补贴，以维持企业的经营。中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需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避免政府不当干预行为，充分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走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研究制定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路线图，提升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能力和创新设计能力，尽快攻克一批影响产业竞争力整体提升且带动性强的关键核心技术。同时，完善补贴资金支付方式和程序，从供给侧的生产端补贴转为供给与需求双侧的生产端和消费端同时补贴，以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倒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防止政府干预失效。
土地干预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寻找中央政府土地政策的漏洞，扭曲土地使用价格，进行过度干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可以积极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业链融资等金融产品创新，通过多层次资本市场获得资金支持。
本文得到以下结论：①中央政府的干预失效和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相互叠加构成了政府不当干预，它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产能过剩的主要原因。中国城乡居民银行储蓄余额过高导致的资金使用价格低，也是企业能轻易扩大产能的原因之一气商业银行具有很强的放贷意愿，而政府又在一定程度上对本地重点企业进行还款担保，进一步强化了企业在数量和规模上的扩张行为。
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形成原因和机制需要从政府不当干预行为人手进行分析。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论断4：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融支持水平对产能过剩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政府不当干预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产能过剩的理论诠释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处于发展的萌芽期或成长期，一般不会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产能过剩，即使出现也是一种周期性的短时间供大于求现象%然而，中国战略性新k产业的产能过剩属于大范围、长时间的非周期性产能过剩，这种非周期性的产能过剩很难用市场失灵论和体制扭曲论进行解释。光伏产业的上游和中游环节需要投资建厂，现有的光伏产业园区主要涉及上游和中游环节。
江飞涛和曹建海ra认为市场失灵假说与现实不符，由政策性补贴竞争所带来的体制扭曲是导致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总体而言，政府干预程度越深的环节，产能过剩裎度越严重。
随着低碳经济热潮的兴起，以新能源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了各级政府的重点发展对象，政策性银行也纷纷加大了对光伏产业的支持力度。政府能够干预企业资金来源和企业投资的原因主要有：①预算软约束。
(4)实施创新驱动，转变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由此可见，地方政府具备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不当干预的能力。
政府不当干预既可能是由于信息失真、决策滞后或失误、寻租行为、监督体制不健全等导致的政府干预不及时、不到位或不对路等干预失效现象，它将使得经济活动水平波动，出现经济损失，背离政府干预初衷;也有可能是政府违背市场规律，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主导投资，扭曲要素及资源的市场价格，干预企业微观市场活动等导致的干预过度现象，它将造成市场功能紊乱和企业行为异化，从而加重市场失灵。(2)避免政府不当干预，淘汰落后过剩产能。针对骗取补贴、补贴投资不到位等投机取巧现象，应加大事后监督和惩罚力度，追踪政府专项资金的使用途径，对违规使用企业严格惩治，以保证国家的扶持补贴政策真正落到实处。研究结果显示，光伏产业不仅呈现出结构性产能过剩，还出现体制性产能过剩;近年来，政府偏好于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不当干预，引致和加剧了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但对其内部各环节产能过剩的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总体而言，光伏产业中政府干预程度越深的环节，产能过剩程度越严重。
4、金融支持水平与产能过剩除了上文所说的土地之外，资金对于一个企业的成立和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也使得政府能够利用金融机构实施干预，扶持政府满意的本地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同时，产品质量标准的缺失、创新环境的破坏以及国内需求市场的阻滞，使得这种低水平的规模扩张不仅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高端水平的目标背道而驰，也造成了资源配置混乱、产业同构和产能过剩现象。
因此，传统的经济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编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目录》，光伏产业属于ff能源产业中的三级目录产业，包括6个四级目录产业、20个五级目录产业。
中央政府要转变传统一刀切的补贴方式，针对产业内部涉及到的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实施定向的特有补贴政策。然而，一方面，这种事前补贴方式并没有随着新兴产业进入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而有所改变，导致企业发展严重依赖于政府补贴资金;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过度干预企业补贴资金投向，扭曲了资金使用效率，致使大部分政府补贴资金流向了产能投资领域，甚至出现地方政府与企业合谋弄虚作假骗取中央政府补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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